北临洛阳，南望襄阳，东接南阳市区，西连陕西西安。从历史、地理角度来看，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里，就是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闻名遐迩的“天下第一衙”——内乡县衙博物馆正位于此。
（内乡县衙正门）
（“菊潭古治”牌坊，内乡县古称“菊潭”）
“北有故宫，南有县衙”
内乡县衙占地4万多平方米，房舍共280余间，整体建筑保存良好，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据馆内讲解员介绍，内乡县衙之所以能完整保留下来，很大程度上因为它躲避了战争的纷扰，并且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间仍为当地县政府所用。院内那棵700年“高龄”的桂花树，见证了县衙经历过的风风雨雨。
4月初春，天气怡人，小编来到内乡县，走进朴素无华的内乡县衙博物馆，近距离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华司法文化。
这里，体现了古代官府的建筑模式。
内乡县衙坐北朝南，左右对称，是标准的古代官府建筑格局。县衙前半部分为审案、办事的大堂，后半部分是官吏居住的宅院，正是“前堂后宅”。县衙大堂前设办事机构“六房”，东为吏房、户房、礼房，西为兵房、刑房、工房，正是“左文右武”。二堂东侧为正八品县丞办公之地，右侧为正九品主簿工作之处，正是“以东为上”。房舍格局非常讲究，细细品味便知个中奥妙。
（内乡县衙模型）
有一处细节，更能体现县衙的地位：作为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末端，县衙每处屋宇的“五脊”（一条正脊四条垂脊）上都装饰着押鱼、天马、海马三种小动物，这是在普通民房绝对看不到的景观。
（下雪后内乡县衙别有一番景致）
这里，展现了古代建筑的美学价值。
内乡地处秦岭以南、长江以北，恰是南北文化交融地带，其建筑亦有融合南北风格的特色。县衙整体院落属北方的传统四合院结构，威严、肃穆；宅院又呈现回廊宽阔的江浙特色，为县衙平添一份恬静——清代光绪年间，浙江绍兴人章炳焘在内乡任知县时主持修缮工程，引入了南方建筑风格。
更妙的是，夫子院内东西穿廊上方的“风火墙”属于典型的徽派建筑，雕刻技艺炉火纯青。多种建筑流派交融，看似普通的砖瓦展现丰富的建筑美学，叫人叹绝。
这里，汇集了古代高超的工匠技艺。
县衙二堂又称为“琴治堂”。什么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看正中悬挂着的“琴治堂”匾额就知道了：从正面看，这三个字似浮雕，向外凸出；从侧面看，却又分明看出是凹进去的。据讲解员介绍，这种雕刻手法叫做“阴字阳刻”，字体边缘浅刻，越往里越深，就能达到这种效果。仅是三个字的牌匾，就令人回味无穷。
在县衙三堂即三省堂右侧休息处，有一架清代时期保留下来的顶子床，据记载花了三年时间造成。这架床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全部采用卯榫（sun）结构，没有用一颗钉子连接，却非常结实。多种雕刻手法结合，将床的门面雕刻得层次分明，富丽堂皇。
这里，是楹联爱好者的天堂。
内乡县衙共有36副楹联，它们或警醒为官者要公正执法、疑罪从轻、为民着想，或提醒要选用德才兼备之人。它们分布在县衙每一处，时刻震慑着官吏。
大堂对联：
“ 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
辜负老百姓，就是辜负了国家，怎能忍心？
大堂后是屏门，屏门背后一块横匾正对二堂，上书：“天理国法人情”。知县办案，要做到顺应天理，执行国法，合乎民情。
三堂有楹联一副：
“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官员要尊崇“民为贵”，更要淡化“官本位”，官与民、得与失、荣与辱的辩证关系充分体现在这44字中。这些朴素、简练的话语，寓意深刻，道出县衙公正公平办事的决心。
“龙头在北京，龙尾在内乡”
在内乡县衙，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他们的目的各有不同：有的喜爱楹联，有的对建筑感兴趣，有的则是要感受古代县衙文化。
这里，更是古代基层治理的范本。
在明清时期，如果说故宫代表最高统治秩序，那内乡县衙则代表着最末端的基层治理结构，正是“龙头在北京，龙尾在内乡”。
这里，处处都体现古代行政和司法文化。
内乡县衙正门外是“宣化坊”，过去每逢初一、十五，知县都会在宣化坊下宣讲圣谕，教化百姓。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这种“现场直播”的宣讲方式是县衙最常见的。
正门东边置一“喊冤鼓”，百姓击鼓鸣冤后，在大门口值班的吏役就会上前询问原因，然后上报知县，进入下步审讯程序。西边置两石碑，分别刻着“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提醒百姓不能诬告无辜者，更要按照诉讼程序，逐级上告，严禁越诉。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知县每月都会设立三天“放告日”，摆出“放告牌”，此时老百姓无需击鼓鸣冤，就可直接到大堂向知县告状。这种制度与今天的信访接待日十分相似！
古代知县有六大职责，其中尤以“听讼断案”为重，所以县衙的“法庭”——大堂是整个建筑群里最高大的，也是三座公堂里最靠前的。
一般来说，如案件事小，知县当即升堂审理；如案情重大，知县首先询问单方供词，并指挥各房配合工作，查办相干人等。县衙六房中的刑房，协助办理案件，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公、检、法、司等部门。大门外的“三班院”是衙役听差待命的地方，他们相当于今天的法警、武警、刑警。古代一线执法人员就在大门边上，时刻准备执行任务。
大堂中央的设施叫暖阁，有朝南摆放的三尺公案，知县正是坐在这里审案。两侧摆放着堂鼓、仪仗、铜锣等县衙常见用具。公案上放着审案用的文房四宝与“红绿头签”，绿头签下令捕人，红头签下令动刑。公案前有两块明代保存下来的跪石，东跪原告，西跪被告。考虑到被告可能不止一人，被告石被原告石更长一点。
暖阁正面屏风上绘的是“海水朝日图”，图中飞鸟叫白鹇（xian）——这是正五品文官的标志。明清时期知县一般是正七品，内乡知县却是正五品。这说明在当时的政治版图中，内乡县地位十分重要，且管辖范围较大。
二堂是知县预审大要案的地方，同时审理、调解一般民事案件。在内乡县衙二堂两侧，摆放了清代的法定刑具。我们后人最熟悉的，莫过于“廷杖”“夹棍”和“拶（zan）子”。
“廷杖”，一头方一头圆，用于棒打臀部。该处穴位少，不至于打成残疾。过去知县审案前常常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原被告上公堂前都要各打四十大板，以示法律尊严。
“夹棍”和“拶子”，前者专夹男性案犯脚踝，后者专夹女性案犯手指。古时男耕女织，伤害手脚将直接损害他们的劳动能力，属于重刑范畴，在使用前要先呈报南阳府衙，同时规定同一案件同一人不得使用超过两次。这种逼供的手法十分残酷，但重刑需经由上级机关核准的制度，也体现了古代司法的谨慎。
（清代留存下来的刑具）
“中华法制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我们内乡县衙就是一个实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景良表示，“中国古代对于刑罚的使用是非常慎重的，过去强调在审讯案件的时候，要有儒家的仁政仁爱思想，我们在内乡县衙大堂里可以看到清、慎、廉等字，其中的慎就是慎刑，就是要慎重地使用刑罚，尤其是对待死刑犯人。慎刑是我们古代留下来最重要的一项制度，我们内乡县衙在此也有很多的反映。”
案件审理完毕，确定案犯罪行及刑罚后，若需收监，则前往位于仪门西侧、县衙西南方的监狱。仪门两侧各设立一道小门，案犯只能通过西门进入监狱。
内乡县衙监狱是国内仅存的清代监狱，牢房包括内监（死牢，命案要犯）、外监（普牢）和女牢。监狱房屋、门、窗等均比一般院落要低，在建筑角度上对正义与罪恶作出了区分。从结构来看，古代监狱已经相当完善。
内乡县衙是明清时期基层法治建设的神经末梢，是古代司法行政的重要历史标本和生动展示，如今虽已不再使用，而是转型为博物馆，但其承载的古代优秀基层司法文化理念和制度设计，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任凭岁月变迁，不变的，是这份历史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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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沈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