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柳军表示：“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一部配套行政法规，《条例》起到了承上启下、辐射带动的作用，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事业发展历程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带动了金融、电商、直播、物业、维修、快递、网约车等不少领域消保立法的完善。”
五个亮点值得关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 ‘放心消费行动 ’，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并列入了国务院今年的重点工作。《条例》的出台，可谓正逢其时，为新征程上推进消费环境建设强化了法治保障。
据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柳军介绍，《条例》有五方面亮点修改值得关注：
以人为本。全面加大了对消费者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安宁权、个人信息等保护力度，既是权利保障，也是行动指南；
统领各方。作为基础性的、综合性的一般法，各领域的经营行为都要遵循其规定；作为倾斜保护消费者的特殊法，各行业的规章制度都要符合其精神；
与时俱进。对预付式消费、直播带货、“一老一小”、“霸王条款”、“刷单炒信”、“大数据杀熟”、自动续费、强制搭售等新领域新问题，作出了专门的规定；
关口前移。完善消费纠纷先行和解、行政调解、多元化解等机制，把更多纠纷化解在源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社会共治。强化社会监督和信用约束，更好发挥消费者以及消协组织的作用，同时明确反对滥用权利、恶意维权。
“《条例》的出台将更好支持消费者依法维权，更好指引经营者依法经营，更好推动消费市场繁荣发展。”柳军说。
司法部立法二局负责人郭启文介绍，近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尤其是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在传统消费领域，虚假宣传、“霸王条款”、预付款“退款难”“卷款跑路”等问题比较突出。在网络消费方面，经营者滥用技术手段、平台规则、自身优势等，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事情多有发生。网络虚假营销、直播带货中的假冒伪劣以及“价格歧视”“大数据杀熟”等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对于这些问题，有必要通过制定实施条例，细化补充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体系。
避免 “小过重罚”
发生消费纠纷怎么办，这是每一个消费者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就要有公正高效的维权渠道。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况旭详细地阐述了《条例》所完善的消费争议解决机制。
首先，注重源头和解。与经营者协商和解是对消费者最便捷、对全社会最经济的方式，经营者是消费维权的第一责任人。《条例》要求经营者落实首问负责，“谁销售谁负责”“谁服务谁负责”，消费者有权直接找销售者、服务商。市场监管总局鼓励先行赔付，商场、平台、景区等在入驻商家拒不履责时，先向消费者垫付。引导在线争议解决，目前全国已经有16.6万家企业入驻了全国12315平台，先行和解成功率53%，比传统的调解提速将近10天，改善了维权体验。
其次，加强行政调解。《条例》首次规定有关行政部门受理投诉后，经营者和消费者同意调解的，应当依据职责及时调解，也体现了“谁主管谁维权”的一种取向。还规定了投诉的受理要件、时限、委托调解、鉴定检测等程序，比如重大、复杂、涉及众多人的消费争议，可以纳入政府的抽查检验，“鉴定一次、解决一片”，这也缓解了消费者经常反映的鉴定贵、鉴定难的痛点。
最后，规范消费索赔。《条例》首次规定，投诉举报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不得牟取不正当利益，侵害经营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骗取赔偿、敲诈勒索的要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惩罚性赔偿、行政处罚制度要准确适用，避免“小错大赔”“小过重罚”。消费者和经营者都是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双方都要秉持诚实信用原则、在法治轨道内开展民事活动。
四方面加强司法保护
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一部配套行政法规，此次出台的《条例》对于司法审判会带来哪些影响？我国司法保护将从哪些方面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障？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陈宜芳介绍，人民法院将从四个方面发力，贯彻实施《条例》、加强消费者权益的司法保护：
加快制定《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条例》既保护消费者权益，也惩治敲诈勒索行为，与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的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理念一致。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明确支持消费者依法维权，规范“知假买假”者索赔行为，打击敲诈勒索等违法索赔行为，让消费者放心消费，让经营者安心经营。
完善预付式消费裁判规则。《条例》第22条对预付式消费中经营者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不得降低商品或者服务质量、退还预付款余额等义务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拟就预付式消费的责任主体、合同效力、合同解除、退款付息、消费欺诈等问题完善裁判规则，引导经营者诚信经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与行政机关建立沟通协作机制。《条例》完善了行政机关执法规范和司法机关裁判规则，为加强执法与司法协作创造了条件。最高人民法院正在与市场监管总局等行政机关协商建立和完善沟通协作长效机制，通过信息交换、司法建议、诉调衔接等方式，形成法治合力。
充分发挥消费公益诉讼作用。《条例》对消费公益诉讼作出专门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参与公益诉讼立法，推动完善消费公益诉讼制度，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就网络打赏、网络直播营销、在线预定、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等问题开展调研，下一步将通过适时发布典型案例、制定司法政策等方式不断加大对消费者权益的司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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