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各级公安机关在党和政府的统一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治安管理的效能与优势，警民同心，凝聚起一座智慧的防疫堡垒，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防控中的治安现象为治安系的教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案例素材，引发我们对治安学问题的深入思考。治安系师生心系疫情，从抗疫一线到理论前沿，用战“疫”做教材，以“疫”情促思考，共同开展云上学习研讨，丰富治安学理论，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深入思考，培养学生忠诚品质，实现学业和铸魂双丰收。
春意正浓，莫负好时光，我们会推出数场微论坛，我们云上相见～～～
作者介绍
郑磊，1985年4月生，治安系教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学博士。研究领域：治安学基础理论与安全治理实务。主讲课程：《治安学导论》、《社区警务》。
一、疫情防控与治安学研究田野
2020年以来，抗击“新冠”疫情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中心议题，整个过程对我们的工作、生活以及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人类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经历了一波波“硬核”阻击战之后，我们需要理性思考这次“战时警务”的经验教训，为接下来的防控“新常态”提供参考借鉴。
治安学是一门研究秩序维护与安全保障的学科。治安学与卫生防疫学在研究对象、思维方式、方法手段等方面十分相似，治社会的“病”与治人体的病具有异曲同工甚至同曲同工之妙。这次疫情防控经历为我们思考治安学相关理论的实践落地提供了肥沃田野，其中社区封闭式管理以及人们的认知问题即是典型样本之一。
二、封闭式管理：我们经历了什么
社区（单位）在疫情防控期间实行封闭式管理，是阻断病毒传播的最直接、最现实也是最有效的手段，这既是强制隔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紧急状态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急举措。
简单而言，封闭式管理是疫情期间为了防止病毒扩散、交叉感染，对出入城乡社区（单位）的人员、车辆、物品等进行的一系列管控措施。比如在社区出入口，值守保安对出入人员采取的身份识别、扫码登记、体温测量等行为。当然在疫情最为严重时期，我们也看到了农村地区形式多样的“硬核”封路措施，“外嫁女”不让回娘家、爷爷不让孙子进门的“绝情”告白，甚至出现多起由于拒绝配合检查引发的冲突事件，导致当事人到拘留所“隔离”的“个体悲剧”，相关案例不胜枚举。
那么作为工作中的“治者”与生活中的“被治者”，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现象与事件？又该如何理解“秩序优先”与“自由本位”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对于治安学学科专业而言，又有着哪些理论认知和理性启发呢？
三、控制、秩序与自由：治安人怎么看
理论上讲，治安的本质是社会控制，控制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秩序与安全价值，这就需要治安主体按照一定规范要求，通过一系列方法、手段、措施作用于治安实体，并且要注意处理好秩序与自由之关系，方能达成治安目标。基于这一思路，我们对疫情期间社区封闭式管理这一典型样本展开讨论。
(一)封闭式管理是特殊时期治安管控的集中体现
首先需要理解核心概念的内在、真实含义。应该看到，这里的“封闭式管理”不是社区“封锁”、禁止出入，也不是限时“宵禁”、格杀勿论，而是与无疫情发生的正常时期相比，增加了更为严格的出入口管控措施。本文使用“封闭式”而非“封闭”二字，即在强调这种“封闭”并非像监狱一样密不透风、插翅难飞，而是一种相对严格的出入管控方式。换言之，“封闭式管理”只是从日常治安“防范”到紧急治安“管控”的程度性变化，其本质仍然属于“门岗管理”或“出入口控制”范畴，切不可望文生义，简单做出负面理解，徒增心理压力。
既然是“出入口控制”，那么需要遵循一个原则，即“让受欢迎者如入无人之境，让不速之客寸步难行”。由此审视疫情期间的封闭式管理措施，问题的关键即在于如何定义并识别出谁是“受欢迎者”，谁是“不速之客”。也许在没有疫情发生的日常生活中，这并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然而疫情引发的非常规、紧急状态下，从制度决策到判断执行，都成为异常棘手的复杂问题，并且随着疫情进展不断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防控不同时期、不同场景、不同对象下，出现了社区派发居住证明、指定商家送货、扫码识别行程、出入测量体温、非业主及车辆禁止入内甚至强制集中隔离等一系列出入管控措施。这些非常时期的特殊管控措施背后，就是为了识别出“疫区来的”、“体温高的”等“不速之客”，防止疫情扩散、交叉感染。通过观察也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这些管控措施的执行力正在减弱，但管控形式依然存在，由此形成的“后疫情”时期治安防控“新常态”，值得我们加以关注。
(二)封闭式管理需要坚持秩序优先、适度控制原则
封闭式管理既然是“非常态”下的“应急措施”，那么必须遵循秩序优先原则，即相关管控措施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指向“不速之客”的识别与隔离，这是第一位的，至于“受欢迎者”的自由体验只能排在后面。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说：“没有自由的秩序和没有秩序的自由，同样具有破坏性。”但是在治安人眼中，一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可以暂时容忍没有自由的秩序，但是绝不允许没有秩序的自由。
从治安主体的视角来看，疫情期间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社会单位，在制定和执行封闭式管理政策（治安规范）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第一时间识别出“不速之客”（治安客体）并进行社会隔离，防止疫情传播，做到尽职免责，对于全体出入人员、车辆（治安实体）的便利性及其心理感受，则需要当事人进行自我调节，这就是非常态下秩序优先原则的集中体现。
那么秩序优先就不要自由了吗？当然不是。为了实现“既要安定有序又要充满活力”的治理目标，还需要遵循“适度控制”治安原则，它认为治安防控措施既不是越严越好，也不是越松越好，而是存在一个“度”的问题，“适度控制”是最理想的防控状态。这一哲学层面的“度”在治安学里表现为“秩序”与“自由”的平衡问题。适度控制原则要求公安工作下有底线（严格执法确保“刚性”秩序），但上不封顶（热情服务提供“无限”自由），这对治安主体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判断：疫情期间由于出入管控引发的一系列冲突事件乃至案件，背后的原因均是没有处理好“秩序”与“自由”之间的关系。
适度控制原则之所以难以把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法律有限、人事无穷”。我们看到，尽管政府制定了严格、详尽的封闭式管理政策文件、制度办法，但是实践中不同社会单位、住宅小区的出入管控措施却是松紧有别、宽严各异，每个社区（单位）都有着自己的“地方性知识”，其中偏宽、偏松的社区容易发生防控失灵情况，如“郭某鹏返郑”、“武汉刑满释放人员进京”等事件即是例证。这些治安管控差异既受社区环境与疫情进程影响，也与治安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直接相关，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张力背后，是人们对于秩序优先原则的破坏，导致治安管控失度情形。
(三)公众对封闭式管理的接纳程度直接影响防控效果
我们再从治安实体的视角来看，社会公众对于封闭式管理的认知与接纳程度，直接影响到疫情防控效果。“封闭式管理”、“出入口控制”、“治安防控”、“社会管控”，诸如此类的词汇，乍听起来总让人觉得不那么舒服，尤其对于受过“欧风美雨”浸淫的人而言，更是有些难以接受。本次疫情期间各国人民对于居家隔离、封闭式管理的认知差异，呈现出丰富的田野样态与文化意蕴，可谓“既有民族的，又有世界的”。
在我国，随着疫情发展，公众对于封闭式管理的心理认知也在发生变化。疫情防控初期，一些人对于“非常态”管控措施即表现出强烈不适应，与门岗值守、检查人员发生了多起冲突事件；随着疫情迅速蔓延、急剧恶化，以及国家强力管控，人们似乎认识到从“秩序人”到“自由人联合体”之间的“生命安全”价值难以超越，于是逐渐对这些管控措施产生认同，愿意暂时让渡出一些“自由”，自觉居家隔离，配合出入检查登记工作；疫情后期公众对于出入管控要求已经逐渐习惯，但是随着疫情逐渐好转，人们既感慨重获“自由”，又担心疫情反复，对于出行存在矛盾心理。回过头看，疫情防控期间广大民众对于封闭式管理的接受与配合，为我国遏制疫情蔓延传播起到了强大的支持作用。
当然我们也看到，各国警方为了让民众减少出行、居家隔离使出了浑身解数：如英国“大喇叭”劝阻、意大利“当街驱赶”、印度“棍棒伺候”、巴基斯坦“军管”、秘鲁“抬棺舞”等等，给人以热闹、新奇的感觉，只是防控效果却差强人意。这既反映出国家间治安治理的文化差异，也可以窥见各国民众对于本国治安管控要求的认知差异。
余论：封闭式管理体现我国制度优势与文化自信
整体来看，我国抗击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的背后，体现了巨大的制度优势与文化自信：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组织动员与应急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则是特殊时期社会公众对于国家应急管理的需求、理解与接纳，或者说是紧急状态下民众对于国家管控的认同与遵守。
面对国家治理与社会规训，传统国人的内心深处并没有太多西方意义上的“权利本位”因素，而更有可能是“秩序偏好”与“便利优先”的意识形态。人们在出入口遇到保安员要求查证件、量体温、扫二维码时，第一反应肯定不是“干预自由、侵犯人权、没有法治”那套缺乏现实所指的空洞言论，更多的是觉得影响到了实际出行便利，想着提高效率、快速通行。进一步讲，即使与检查人员发生了冲突，一般也不会“走法律程序”，而是像秋菊打官司那样“讨个说法”“争一口气”。在举国上下共抗疫情的氛围中，那些暂时的不适与个体的龃龉被“家国情怀”统统吸纳，少了无谓的社会对抗与群体摩擦，才能更好地“集中力量办大事”。
治安的关键是治心，这些朴素的治安思想很容易被大部分国人理解与接受，但是在某些西方自由世界政府和民众的意识形态里好像有些“不可思议”。然而病毒并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区别对待，当看到世界各国疫情防控形势与效果时，我们已经能够理性平和、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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