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现了来自于农村，即户籍在农村却生活在城市的一个庞大群体——农民工。
1983年
固定资产投资扩大，铁路、公路、城市建设的推进，进城务工者增多，主要从事建筑、修路等。
1986年
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
1990年
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一批批乡镇企业应时而起。
1992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改革迎来新高潮，东部沿海城市出现大量劳动力缺口，我国迎来前所未有的打工潮，当年4000多万农民工流入沿海城市去。
1994年
外商和我国港澳台直接投资大量增加，农民工数量增加到6000万。
1996年
农民工数量曾达到约8000万。
2000年
中国加入WTO，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农民工工资一路上升。
2008年
受金融危机影响，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国外订单锐减，企业开始开工不足，河南300万农民工大军提前返乡。
2010年
富士康落户河南，解决30万人口就业问题，其中90%为河南籍员工。
2012年
从“孔雀东南飞”到“大雁北飞”，回乡创业浪潮开启。
2014年
中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加了9.4%。
核心提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驻豫全国人大代表、被称为“农民工司令”的张全收，对上个世纪90年代汹涌的打工潮至今记忆犹新。在河南省上蔡县，年后，十几辆发往广东的卧铺客车整装待发。
张全收清楚地记得核定40人的车厢内，生生挤满了160多人。绿皮火车和卧铺客车承载的，是一代外出务工者的致富梦，他们成就的，是在国际上圈粉无数的“MadeinChina”商品。
提及改革开放40年的变化，张全收将农民工的变迁分为“三部曲”：改革开放初期，人流开始“往外走”；上世纪90年代，迎来打工潮高峰；21世纪第一个10年过后，内地承接产业转移，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回到老家就业创业。
在驻豫全国人大代表驻地，大河报记者访谈多名工人代表、农民代表，试图还原那个激荡的就业40年。
一批批乡镇企业应时而起
改革开放初期，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粮食问题，全国人民不再发愁温饱问题，此时，他们发现，需要一条致富之路。
张全收成为最早走出农田，外出务工的一批人。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断提升，一批来自农村的小伙子，他们来到城市，进入建筑队、砖瓦厂，加入修铁路、修公路的行列。
全国人大代表黄久生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场面：1983年，他跟着工友外出务工搬砖提灰，吃的是大锅饭，住的是临时搭建的窝棚，收入是备受村里人羡慕的数字：一天8毛钱。
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一批批乡镇企业应时而起。
“外来妹”的细腻和坚韧
接到源源不断的订单，不断提高生产线的同时，率先下海的企业主发现，需要更多工人。
全国人大代表王馨回忆称，此时，外出打工已不再局限于搬砖砌瓦，越来越多来自农村的女性加入打工者行列，她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外来妹”。
女工们细腻而坚韧，更适合在南方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玩具厂、鞋厂、包装厂工作，她们用柔软的指尖，为工厂获得越来越多的订单。“在订单多的时候，工人们连夜赶货，有时候订单催得急，我们就几天几夜不合眼地工作。”王馨提及在东莞打工的那些年，她说，相比守着一亩三分地，报酬也是很可观的：一个月能拿到两百多的工资。
那一路，走得惊心动魄
如果说，春运是一场人口迁徙，上世纪90年代的春运，就更为荡气回肠。
北京，在驻豫全国人大代表驻地，小组讨论会议间隙，张全收提及多年前的那场春运称，“那一路，走得惊心动魄”。
上个世纪90年代起，迎来全国的打工潮，驻马店上蔡县集齐了十辆卧铺客车，按照核载40人计算，这些车辆的总运力是400人。而当时，拎着大包小包等待坐车的打工者的人数是浩浩荡荡的近2000人。
“当时火车票很难买，坐大巴是很多打工者的选择。能承载40人的卧铺车，最终每辆车拉了160多个人。”张全收说，这些打工者坐在行李上，盘腿挤在一起，沿途上个厕所，就很难再挤上来。
一组数据也印证了打工潮的热度，1992年，4000多万农民工流入沿海城市去，这个数据还在年年上扬，1993~1994年增加到6000万，1995~1996年曾经达到约8000万。东部沿海省份吸纳了中国逾60%的农民工。他们来到密集型出口制造企业，大大推动了珠三角、长三角的发展。
中国加入WTO，带动农民工工资一路上升
时间的轮轴来到21世纪。中国加入WTO，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东部和沿海地区企业飞速发展，带动农民工工资一路上升。张全收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每月200元开始，逐年上涨，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外出务工人员普遍工资是1200元。
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东南沿海地区国外订单锐减，企业开工不足，河南3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岗位，提前返乡。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消退，全国经济开始复苏，工厂订单持续增加，有的地方开始出现招工难。张全收认为，引发招工难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农民工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很多政策未得以落实等。
“由于之前户籍制度有多种限制，在外打工，最怕查暂住证，让很多外出打工者没有尊严。”王馨代表说，农民工人口增加的速度不能满足中国制造业规模扩张的速度，也成为招工难的主要原因。
只要提供岗位，他们更愿意回家乡就业
张全收描述的“三部曲”，转折从2010年开始。
此时，河南省开始全方位、多层次承接沿海地区和国际产业转移，用“大招商”结出累累硕果，成为我省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富士康、格力电器、奇瑞汽车等一批项目落户河南，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当时，河南有2500万左右农民工，其中1000多万人在沿海。“相比年年‘孔雀东南飞’，‘大雁北飞’更有吸引力，只要提供岗位，他们更愿意回家乡就业。”2006年回乡建厂的王馨对于这个变化特别有体会，家乡开了很多工厂和企业，很多返乡找工作的农民工说，更愿意就近工作，能照顾老人和孩子，而且在家乡工作更加体面。
一组数据也印证了她的判断，2012年，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上半年，农民工从省外回流71万人，比上年同期的35万人增长一倍多。
家乡已水美路美，乡村振兴让人无忧回乡创业
张全收代表的是最早外出打工的一批人，也代表了最早响应故乡的召唤，回乡创业的一批人。“最早出去打工的农民工，常年夫妻分居、无法跟老人孩子共享天伦，孩子上学问题、住房问题难以解决。随着河南经济的发展，在家门口就业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黄久生认为，常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都有一个情怀：赚够了钱就回乡创业，就近和家人们一起做点事情。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农村更美了，大伙儿创业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各地政府对返乡创业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也助推创业激情愈发高涨。
从“外来妹”到“总经理”，王馨建议，家乡已铺就了美丽乡村道路，拿出满满的政策扶持，呼吁更多人回乡创业。“以现代农业为例，可以走农业致富之路，在科学种植养殖方面下大功夫，采用定制化的种植养殖，运用互联网技术促进农副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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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连颖）